浙江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来电咨询

城市垃圾的源头分类涉及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国外很多学者提出垃圾分类应从社区层面开始，从源头上提高垃圾的利用率，降低运输成本。循着这个思路，微观层面对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研究日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台湾学者 Chu 和Chiu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 vior，简称 TPB）构建了影响垃圾再循环因素的整体性模型，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道德义务等。其后，从微观层面对居民的个体行为心理解读日渐受到重视，行为计划对于分类行为的影响得以更加深入的解析。相关研究探讨了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内在动机、既往行为、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利益的感知、对政策效应的感知、社会资本、居民的环境价值观和道德因素 。与一般认知不同的是，Rafia 等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垃圾分类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我国学者占绍文和张海瑜亦有相同结论。

垃圾分类这些研究或基于家庭层面的个体研究，或基于社区或者地区层面的数据分析探讨了各类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且，国外研究者在垃圾分类方上更加丰富，既有截面数据模型，如 Kirakozian 基于法国某地区的 694 个居民数据，应用 Probit 模型检验六大类公共因子作用于分类行为的显著程度，也有面板数据（Panel Data Model）模型，且引入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如 Starr和 Nicolson 基于 13 年跟踪调研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政策的累计效应，Pakpour 等在研究伊朗 Qazvin 市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时也应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在回归模型中，层次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的应用较为普遍，其他模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如 Crociata 在研究文化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在研究中采用了 Probit 回归模型。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采用了结构方程，如 Wan 等鉴于仅仅获得 246 户较小居民样本的事实，以 PLS－SEM（Partial Least Squares－SEM）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分析了垃圾分类的政策性因素。

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日本民众的环保意识、垃圾分类意识之高是举世闻名的。这一切，都源于***部门精心的管理和周到的安排，以及民众的自觉维护与认真配合。日本***很早就对中、小学进行环境教育，把垃圾问题纳入小学社会课课本。垃圾要分类，要定时定点扔垃圾，早已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规矩，完全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民众对还可以回收循环使用的垃圾，他们都会叠放整齐，以便于回收工人的操作。如对于有可能产生***的垃圾，他们会预先做一些处理，如扔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再放到垃圾袋里; 用过的带有压力的喷雾罐等，一定要扎一个小孔，以防止。即便是生活中的普通垃圾，也要控干水分，再放到垃圾袋里。在日本超级市场门口设立了很多透明的柜子，用来回收市民家中废弃的饮料瓶罐，学校和***园也鼓励小朋友将家中用过的饮料瓶罐带到学校集中收集。

在混合垃圾分类收集过程中，也有一些“废品”从中分离出来，这个垃圾分类过程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大部分居民在家庭中对旧报纸、易拉罐等可卖钱的废品单独收集，卖给废品收集者; 一些没有分类的垃圾，在投放到垃圾桶之后，被废品收集者或环卫工人预分选出部分可回收物当做“废品”出售; 在垃圾填埋场，也可能有一些“拾荒大军”从这些即将填埋的垃圾中分离出可卖钱的“废 品”出 售。 分类出来 的 垃 圾，我 国 通 常 称 为“废 品”，其 余 部分才是真正的垃圾。“废品”分类行为虽然对垃圾的回收利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这种分类只限于回收眼前被认为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如易拉罐、报纸、塑料瓶、啤酒瓶、废旧电器等，而其他具有 资 源 价 值 或 容 易 造 成 污 染 的 东 西，如 废 电池、废塑料、废纸片、废玻璃和大量生物垃圾则不在废品收购范 围 之 内，因 此，这种分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 类，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的目标，也无法消除我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垃圾困境。